[4] 代表性论述见易军：《个人主义方法论与私法》，载《法学研究》2006年第1期。
在绝对君主制下，谁是代表者这个问题，并未成为争议的焦点，所争议的只是代表者是否真正完成了代表功能。这个层次上的代表可称为静态代表。
政治秩序应该努力去接近这套本体秩序。在代表问题的语境下，这里所涉及的核心问题包括：第一，被代表的是什么，或曰一是什么？第二，代表一的代表者与经验层面的人群之间的联系机制是什么，或曰一与多之间存在怎样的联系？第三，代表者的产生方式是什么？ (一)绝对君主制 就其法律特征而言，绝对君主制可以定义为：君主的意志在法律上享有最高效力，不受任何其他意志限制，君主独享最高的统治权。但是，围绕此种事实性的命令——服从关系，人类智慧又制造出许多不同的说法。第三章国家机构，第一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16]概言之，政治统一问题的根本逻辑或曰任务也就在于从多到一。
[24] 由此可以看出，从绝对君主制到人民主权，在观念上实际只有一步之遥。或者是内在的，如下文要讨论的民主共和制。这首先有利于私法学更明确地认识到私人交往活动的合作面向，认识到私人共同合作是个好东西。
但我们不能因噎废食，因公权滥用风险而径直否定国家对私人社会的组织功能。（三）从个人主义私法学走向合作主义私法学 前述分析表明，从社会个体共同合作这一个视角，我们可以对大量既有私法制度作出新的解读，如婚姻家庭、合伙、公司。相应地，积极合作者参与合作（信守承诺）的成本（因合同相对人违约而面临的损失）就越来越高，而收益（因合同相对人守约而得利益）则越来越低。需要强调的是，本文倡导从个人主义走向合作主义，并不仅仅是为了更系统地解释或批判现有制度，而且也希望为私法学提供一个观察未来的新视野，有助于私法学积极主动地观察私人社会合作的前景，并为自发合作困难提供系统解决方案。
且潜在共同合作的群体规模越大，自发合作越困难。如宁红丽：《分期付款买卖法律条款的消费者保护建构》，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3年第2期，第89页。
如果有人能够思考得再简明一些，哲学就可能再进一步。[15] 职业法学家通常不关心私权的合作创造问题。批评者认为这些假说经常是不真实的，需要国家权力予以调控。其直接表现为对私有权利静态保护的侧重强调和对国家干预私权的强烈排斥。
与其如此，还不如正视私法中的国家强制，并主动思考如何在发挥公权力组织功能的同时将其关在笼子里，从而使其成为引导市民社会生活的另一只手，促进社会个体间的广泛合作与协同发展。因此，由国家强权为后盾的立法活动应当坚持立法目的中立性，或非政治性。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就能够更系统地理解理性的个人、非理性的社会这一普遍现象了。例如，在农地耕种上，给予合作经营达到一定规模的生产者相应奖励。
在这一层意义上，在当前乃至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倡导个人主义仍有必要。其一方面侧重强调个人的主体独立性和对既有私权的静态安全享有，却忽视私权的动态生成机制，尤其是个人与社会同伴之间的合作创造面向。
相应的，共同体合作的实现对立法强制合作和引导合作的制度需求也呈现出流动性变化，从弱到强。论者据此认为，《物权法》第42-43条规定的征收制度具有分配色彩，不应规定在私法之中。
社会个体有必要与更大规模的社会群体，在更多的内容上，开展更深入的合作，藉合作追求共同主观目的普遍实现。事实也表明，即便在完全不存在国家立法的社会形态中，即时交易和熟人社会的信用交易是能够自发履行的。但潜在合同交易群体越大，则社会个体之间就越陌生，则违约行为被发现和集体制裁（其它潜在合同交易相对人的不信任）的可能性就越来越小，个体违约的动力就越来越大。[14] 个人主义私法学在侧重强调个人理性决策能力时，进一步强化了私法在保护既有私权方面的角色，包括人身财产不受国家强制力干涉、非经本人同意不得强加债务等。正是基于对同伴主观世界的认识和预期，我们才有可能较为准确地确定社会交往对象和交往内容。但少有人去进一步思考市场是在什么情况下会失灵？为什么会失灵？市场失灵究竟是理性人假说之下个别例外情形，还是一种系统性问题？如果是系统性问题，法律如何治理？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私法学有必要摆脱任何单一学说的思想强制，尤其是要从个人主义所描绘的私人社会图景中跳出来，避免将其描绘的陌生世界生活当然地视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命运。
契约实践从即时交易和熟人交易扩展到了陌生人之间的长期信用交易。再如，国家鼓励家用电器以旧换新，对那些依旧换新的企业提供一定资助，则将大大促进此种交易和商品的有效利用。
在每个人保护自己利益的同时，社会利益得以维护。此即个人主义所批判之整体主义的一种表现。
需重申的是，笔者也深刻意识到，这将伴随着权力被误用或滥用的风险。再加上每个人知识的有限性，个体与个体之间在价值追求上往往是陌生人。
在人数规模较小的共同体中，个体通常能够自发的采取集体行动。[6] 前引4，易军文，第93、100页。如伯尔曼所观察的那样，在人类可以认知的条件下，每个社会群体有机会去构想多种不同的社会组织方式，在介于友情仁义与暴力统治之间的多元社会组织模式中进行选择。如此，我们就有机会将人们从个人主义所粉饰的陌生人世界救赎出来，更积极、更主动、更广泛地促进社会个体之间的共同合作，而且有可能形成一种关于哲学和法学的新认识论。
相反，私法学在继续珍视个人主体性同时，要进一步贴近社会现实生活。[7] 前引4，易军文，第90-91，95-96页。
然而，作为急就章式的理论选择，个人主义认识论不仅难以对中国现有私法制度作出体系性解释，而且将成为中国私法学在两大法系传统智慧之外构想更有替代方案的绊脚石。这些制度都在向我们展示：（1）社会成员实际上并不是个人主义所描述的高度异质性个体。
那么，消极个体将被其他积极合作成员排除在共同体之外，其也无法得益于其他成员之间的合作收益，如个人合伙。因此，合同交易共同体规模越大，消极不合作者比例越来越大，积极合作者比例越来越小。
[23] 可一旦回到我们可以感知的现实生活，就连个人主义论者本身也无法否认，只要个人需要通过与社会同伴的交往来实现自己主观目的，其通常就需要将源于内心世界的想法予以外在表达，进而使得我们对社会同伴的主观目的有了认识的可能。[35] （二）私人合作之普遍实践 事实上，在现实生活中，私人间藉共同合作增进个性的现象无处不在。仍以合同履行为例，在没有国家强制执行合同时，那些对当事人有利的远期信用合同发生的概率会大大降低。但无论是物质财富、精神满足，还是一般意义上的福利，它们往往是经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合作创造而成的。
[28] 关于法律与道德观的评述，参见熊丙万、周院生：《国家立法中的道德观念与社会福利》，载《法制日报》2014年1月1日。每个人关心自己利益的同时，社会利益得以增进。
哈耶克的更多论述，还可见Friedrich A. Hayek, Individualism and Economics Order,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48, p.16. [10]前引5，易军文，第80页。婚姻、家庭、社区、学校、工作单位、合伙、公司、行业协会、民族国家、国际联盟（如欧盟）等各种大小不同的共同体都在向我们展示个体（个性）与共同体（共性）协同实现的可能性。
此外，个人主义论者还可能因为将两个关键性概念作等同处转化理。再加上，一些潜在共同体成员，尤其是那些在共同体中所占份额较小的成员，因为能够从其他成员的投入中免费得到好处，其积极参与合作并支付成本的动力进一步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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